一
小平故居陈列的两份文献上邓小平的的批示，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份是揭发信：1982年，为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进口三辆西德奔驰牌三排座高级小轿车以后”，几位军委常委也要求动用外汇为自己“换成同样的高级小轿车”，理由是国产红旗牌轿车过时了，“经常坏，耗油量很大等”。虽然“经先念同志、杨勇同志批准再进口同样的高级小轿车十二辆”几乎已成既定事实，但被邓小平毅然叫停。他的批示首先肯定揭发者的“意见是正确的”，再顾及批准其事者的面子说“此事可当未执行”，最后是明确态度“应该停止”并且具体指示“即告外贸部”以防延误而造成既定事实。
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动荡的大破坏，“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的中国，更需要厉行节约；而“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动用如此稀缺的外汇资源购置奢侈的轿车，实在有些不恰当。同时，也不能助长官场的奢靡之风。邓小平的“政治性”、“原则性”，于此可见一斑。由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今天高悬在各级官员头上的“八项禁令”，实际上就是为了打造不敢、不能、不想、不愿腐败的防治腐败环境，不让腐败分子有任何腐败机会和藏身之地。腐败是摧毁民心的毒药。自古以来，群众最痛心、最怨恨、最反感、最抵制的就是腐败，干部管不好，民心就会丧失殆尽，政权就会动摇，社会就会混乱。邓小平处理问题深得民心，这是一个典型个案。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欢迎赫鲁晓夫的宴会上、在“文革”中，曾多次赞誉邓小平“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其实，此类事情甚多，为了维护原则性，邓小平敢于“碰硬”，“摸老虎屁股”。最典型的莫过于“文革”后期刚刚复出，邓小平就敢于大刀阔斧地“整顿”社会混乱，发展国民经济。他的政治智慧表现在，把毛泽东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作出并重申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聚合一体，提出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纲，“纲举目张”，以此统领1975年对中国各行业和社会各方面的整顿，由于是“伟大领袖”的指示，“四人帮”等难以公开对抗而不得不接受，更由于全国绝大多数人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拥护，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
我们这里不妨暂时回到当时历史的现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包括工业整顿，农业、科技、文教整顿，军队整顿，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制裁动乱分子。比如“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等。这些整顿深深触及极左思潮的命根，也客观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被视为“为走资派翻案”和“否定文革”，于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最新最高指示“翻案不得人心”巨型标语瞬间遍布中国各个角落。1975年秋，在温江地区帆布厂所在的金堂县淮口镇的主街上，这幅“最新最高指示”，在一个薄雾迷蒙的清晨被几个晨练的青年用了近半个小时，取掉一个字，其结果，这条横挂在大街上方的巨幅标语，就成了“翻案得人心”！奇怪的是，大街上熙熙攘攘来往的各色人等，似乎对此熟视无睹，是漠不关心视而不见，还是有意让其保持下去？也许更多的人看到了是会意一笑。还有更奇怪的，居然没有发生“追查”的事件。这说明邓小平1975年“重新收拾旧山河”的全面整顿，是深得人心的。本文笔者，就是当年那件事的参与者之一。
二
小平故居陈列的第二份文献批示，是对最高人民检察署一份报告的批示，原文是“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他曾坦言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不喜欢做表面文章和搞花架子，一切工作都以见实效为准。邓小平的人生哲学，绝非斗争哲学，而是实践哲学。换句话说，邓小平的理论核心就是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就是少说大话多干实事，如“摸着石头过河”，“不务虚名、多做实事”，“不搞争论”等，又如“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以“实干”为特征，他不追求从形式上去构筑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实实在在的新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他并不“革命浪漫主义”地想象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着手，因为他要领导的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严峻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更何况“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于是，他强调了一个根本关键：社会主义就是极大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过，我更愿意回顾的是在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当时的“千万知青回城浪潮”。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时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提到知青问题时也提到：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发出《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该场974人联名签署），喊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心声，并组织请愿团赴京。
要“拨乱反正”就必须正视肇兴于“文革”波及中国各个角落、触及中国每一个家庭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既然那场运动获得的是“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就必须进行纠正。邓小平1978年3月主张“城市青年不下乡”，1979年10月要求扶助“知识青年就业”，知青问题于此获得彻底解决。这是需要极大胆识的，因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要纠正必然有巨大的政治风险。“知青问题”的解决，再次获得全国各阶层的普遍欢迎。
紧接着就是中国高校招生的恢复和招生制度的改革。1949年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因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理念，尤其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血统论思想，致使一些优秀青年因为“家庭出身”而难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1977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了高考的恢复工作，“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而选拔的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于此，中国有志青年，终于获得平等公正的发展机会，笔者即是受益者。
在小平故居展示有他自评：“自我评价，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我更愿意把邓小平视为一个厚道宽和的长者（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评价他“是个厚道人”）。他让愿意读书的青年有书读（恢复高考制度，不管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在知识和才能面前人人平等）；他要让每个中国人都过上温饱的生活（大力发展生产力）；他让每个有才华的人都得到尊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一个政治家对国家发展的促进贡献或阻碍作用，人心自会有一杆秤的。
【作者简介】邓经武，男，十陵第四退休组，2015年7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