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高校的初创史，很少有像20世纪70年代末期创办“成都大学”这样，是在无校舍、无师资、无生源的条件下匆匆上马的。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当时邓小平心里清楚，受害最深是教育，社会最缺是人才，于是下决心在1977年底立即恢复高考。第二年，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大学恢复及专业设置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唯一的出路，就是动员地方党政力量创办新的大学。
在这一背景下，1978年5月四川省委要求成渝两市各建一所大学，批示“在省财政收入中划拨一百万元作为建校基金”。其中的五十万，就是成都大学初创的“第一桶金”，成大也由此成为中国高教省市共建体制的先行者。
今天的成都大学，已经是占地面积近三千亩，在校师生近三万人，以人文学科、管理学、社会学科、工学为主，涵盖工学、文学、教育学、艺术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理学、医学、农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办学特色鲜明的综合性普通高校，在西部城市经济文化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说起新成大的景观、规模和影响力，人们赞叹不已；说起当初的创建，又让人感慨万千。
感慨那个时候，成大初创，几近夭折，最大阻力在于无校舍、无师资和无生源的办学条件，以及一些人的思想还停留极左思路上，认为地方政府办大学是“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回头路”，更是以成都教学系统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为借口。面对重重困难，当时的省市委主要领导，顶住阻力大胆闯，划拨、落实启动经费，安排省教委规划成大的招生名额，授权市委宣传部积极筹备，责令市教育局承办落实。可以说，1978年成都大学的创办，是改革思想的胜利成果，体现了小平同志“冲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的思想风格。
感慨成大的创办，还为探索地方政府主办高校的办学模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记得刚开始创办时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要说成大是“三无创业，急促上马”也丝毫不过分。正是当年小平同志“不争论”的工作作风，省市委领导的大胆实践，才有了新成大的今天。
要说成大有什么特色，那第一条，就是地方政府倾力办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主导作用。成大创办、探索和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只要有了领导的决心、意志和魄力，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切实保障（经费与生源），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比如当年初创的时候，不是没有办公地点吗？那就责成市教育局腾出中教师资培训基地，借用那里局促简陋的房屋作为临时办公点；不是没有经费没有筹备动员大会的礼堂吗？那就直接提供市委小礼堂召集各区县领导动员集资扶持；不是没有高教师资吗？那就抽调中学知名骨干教师，聘请兼职教师，借调留用专家以保证教学质量；外地专业教师调入不是有困难吗？市委就专门议会决定成大教师进城户口指标“特事特办”；不是没有教室课桌椅吗？那就借用中学大礼堂分片隔出若干教室，租用他校课桌椅；不是没有教师学生宿舍吗？那就因陋就简实行早读晚归的“走读制”“走教制”（因其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就地入学者），为此，当年《人民日报》还专门将其作为地方大学的办学经验加以推广；甚至创办当年不是没有生源吗？省教委就干脆将原七七级已经就读成师班的学员一并归入成大，实现了成大当年筹办当年入学的目标。再后来，不是没有固定校址吗？那就迁出中学（市八中）腾让校园；不是没有发展空间吗？那就“腾笼换鸟”，从狭小荷花池到城东青龙湖畔迁建升本，就扩征土地打造十陵景观成为成都高教事业亮丽的风景线。
回顾成都大学近四十年的发展史，从条件俱无、克服万难到初具规模、卓有成效，从部委省属管理到地方市属主办，是不是也形成了一个突破高教垄断的地方高校教育特色呢？这就是省市委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创办、主管地方高教，运用行政体制的力量推动地方高教事业发展的特色。事实证明，成大的创业史，也是一部地方政府重视高教培养人才的发展史。市委市政府对成都大学的重视不言而喻，难怪人们常常说：“成都大学是成都市委市政府的一张名片。”
2006年，市政府更是下决心统筹地方教育资源，数校合并，充实专业设置，为恢复“成都大学”原有校名创造条件。时至2016年，成都大学外貌换新颜，林荫环抱的校园道路、朝霞辉映的廊桥湖畔、高耸林立的教师公寓，校园景观升级装饰，直让周边的老川大人和我等老成大人啧啧称奇。老同志都说一定要抽时间回来看看成大的发展新貌。作为成大过来人的我们，甚至有理由展望：待高教改革深化时，成大不再仅仅是林荫大道、学堂高楼、教学相长、风端气正，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有大师，成为中国一流的地方高校。
我们相信，历经风险、克服万难、迁建发展的成大，将不负众望，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作者简介】张雪山，男，十陵第四退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