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抗日战争：受伤前后
——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张仲安近照
编者注：张仲安，1926年生人。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中华儿女宁愿为国战死，也决不做亡国奴。1944年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张仲安深受爱国教师的感染，加之目睹成都遭受日本军机大轰炸的惨状，于是毅然投笔从戎，决心以身许国，奔向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以生死实现报效祖国之雄心。同年，张仲安被编入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第七战车营，并随部队完成了后勤补给和战斗保障等任务。1946年，死里逃生的张仲安回到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学习法律，后又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学生运动、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解放后，张仲安长期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曾任灌县中学（现为都江堰中学）校长、都江教育学院（现并入成都大学）院长。1986年1月光荣离休。
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资料图）
1944年夏，由于对日寇侵我中华罪行的愤慨，我投笔从军，抗日入印，并在印度兰姆伽学完各种美式基本兵器、通讯使用及汽车驾驶。到1945年初，日本侵略军被赶出缅北，中印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修通，当时我在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七营炮兵连当下士。因中印公路上的桥梁承重不超过十吨，而美式战车均在五十吨重以上，我们改乘汽车回国。车从印度利多出发，闯鬼门关、翻野人山，经密支那、八莫，进滇西畹町，过瑞丽，跨怒江，再由大理等地到达昆明驻防。当时日寇在南方仍侵占我国广东及广西一部，中国军方意欲收复广东及沿海失地后，战车从海上登陆反攻参战，于是我营暂改为担任由云南运送美援军事物资以支援广西前线反攻的任务。
1945年6月，我营首运战马，每车装运战马五至七匹，我驾美制GMC十轮大卡车，从昆明出发，经呈贡、宜良、陆良、罗平、兴义等地到达黔桂边境的安龙。公路所过全在滇黔山区，山高谷深，弯急坡陡，路况十分恶劣。车由我一人独驾，十分艰苦，加之前线战事火急，限期必须完成任务。所幸虽历经艰险但未出事故，按期到达，点交了战马。然后又由原路返回昆明，赶急参加第二次运送汽油的任务。每车满载十二桶五十三加伦装汽油。当时由于我连有原从重庆参军的学生李某某（泸州人），因驾驶技术较差，其它车都排斥他担任助手，我出于都是学生兵，召之来车担任副驾驶。途中我因疲惫将车交由李某某驾驶，在一旁瞌睡，曾发现车出险情，经我及时纠正后仍让李某某开行。当车过云南师宗附近时，由于极其困倦，我瞌睡正浓。汽车忽然发生很大震动将我惊醒，眼看车的前轮已越过路边而悬空，车翻在即，已无法挽回，随车翻滚下悬岩。车翻滚第一、二圈时，我尚清醒地感觉到重物撞击身体，可翻滚第三圈时，似乎感受到有极大冲力将我双下肢撕裂，剧痛难忍，顿时失去知觉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当人们把我抬上公路时，忽然醒来，看见李某某在路边眼巴巴的望着我，泪水滚滚。车上满载的汽油竟未燃烧爆炸，真是不幸中之特大幸。
由于伤痛剧烈和失血太多，不久我又昏迷过去。当再次醒来时发现我已被送到附近美军的机场医院（可能是陆良飞机场）。我躺在手术台上，只见美军医生正急急忙忙准备手术，我又被麻醉昏去。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醒来，已是夜晚，恶心呕吐，口干舌燥，伤处剧烈灼痛，医生立即向我注射麻醉药。到第二天清晨，美军医院用担架把我抬上一架小型救护飞机上，送去昆明，同机有美军护士一人，我连副连长和随行士兵各一人随机护送。途中每当感到疼痛不支时，美军护士就向我注射药物，飞抵昆明后，改由救护车把我送到昆明昆华医院治疗。待办完手续，美军护士和副连长等人相继离去，就此只剩我一人孤身住在医院。当时，因左下肢急救手术后，疼痛略有缓解，但神智任较恍惚，只知道自己睡在大病房里，有不少病人，时间大约是1945年7月上旬。昆华医院骨伤科郝医生给我主治，他告诉我左下肢深部血管裂断，已经美军医院急救处理，伤口未见化脓，右下肢大腿粉碎性骨折，右后背第三、第四肋骨断裂，需要接骨治疗。
此时，发现我下身已无衣裤，上身衣服的下半部已被剪去，过了不久即把我送至手术室服敷用石膏接骨固定，也是全身麻醉。手术醒来后，石膏已从我右脚裸关节一直到腹腰敷裹成上粗下细的桶状物，腰腹部围成大圈，右腹股根部往下把左足裹成小圈，全身平躺在病房的硬木板床上不能移动和翻身，仅上肢及头颈部可以活动。
开初那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平躺在硬床上，坐立不得，吃、喝及大小便非常不方便。时值炎夏，臭虫、虱子、跳蚤躲在石膏内层安营扎寨，叮咬我皮肉，手又无法触及，恶痒加之伤处恶痛，真是残酷折磨。又无亲人照顾，更联想到我孤身一人沦落异乡，死活未卜，即使活者身残足断，将来谁人收容我？又怎能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成都呢？悲痛至极！常常独自在床上哭泣淌泪，而这时我全身精力已经耗尽，仅只微弱一息尚存，因此每当伤心流泪，人就休克。后经医护人员及同房好友相劝，为了不因为身体虚弱而死亡，除了喝水吃饭外，还服用镇静药，用自己最大的毅力为活命而煎熬，终于闯过了在医院里最困难的阶段。
到了1945年8月15日，忽听医院外面鞭炮声大作，被告之是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的心情一时为之大振。回忆投笔从戎为了抗日救亡，今天终于看到了胜利，虽然自己现在落得如此困境，但比之牺牲的战友和伙伴，我这点贡献又算什么呢？何况大敌已倒，国家不亡，民族有望，我自己也会有出路的，心境豁然开朗起来。
在此期间，我将自己的遭遇告知了远在成都的家人，经由我表弟吴介眉来信告诉我，他的好友罗荣渠，1945年秋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并以请托罗君来医院探望，罗君来后，又从罗君处得知我的好友吴彝尊也和罗君同时进入联大，真是异乡逢故交，患难得帮助，他们常来医院照顾我，特别是得知我的遭遇和此时的处境后，更是十分同情，对我视若亲人。还以此情激动引来的几位成都考入联大的好心人，一起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给我买来衣裤及日常生活用品。到了初冬，石膏拆掉，骨伤新愈，他们给我做来扶杖，扶我起身练坐、练立、练走路。同年12月1日反动派镇压联大学生运动，屠杀了潘琰等四位正义师生，引发了全校师生的义愤和罢课，他们在投身火热的斗争中也抽出宝贵时间常来探望。扶我上街理发洗澡，这时对镜看到我本来面目，又成了一个真正的活人，此刻此情真有绝处逢生之感。
由于昆华医院非军属系统，原部队送我住院未交过一分钱，而现在又不知部队开往何方（遗弃伤病士兵乃国民党军队的惯技），因此院方见我伤势初愈就向我索逼住院费、医疗费及伙食费等，我和我家人根本无力支付，而且自己是为抗日受伤，医院竟向我逼债，十分气愤！而医院的态度也十分强硬，如交不出钱，得被扣作人质，在医院打工偿还。在这种境遇下，如只我一人，真不知怎样对付？还是联大同学出主意，经他们周密策划，一举将我解救出院，把我藏在联大新生大院内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受他们保护。
在当时西南联大蓬勃的学生运动中，在新的天地里，耳濡目染，我受到民主运动的启蒙教育，一直到1946年3月，联大即将迁回北方，我不能再住下去，他们又设法为我提供方便，就护送我安全地回到了成都老家。至此，结束了我二十岁前这一段用实际行动反抗外来侵略、报效祖国的悲壮历程！而远征军的抗日战斗实践，又为我后来考进四川大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为我提供了升华思想认识的条件，让我更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本质和旧中国贫弱挨打的根源。因此，我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地下运动和武装斗争之中，跨上了我人生崭新的生活历程。
缴获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方印
【资料链接：远征军战车营战例】
抗日战争时期，缅甸战场是中国和太平洋两大抗日主战场的战略结合地带，又是东南亚地区战场的主要作战地区。中国军队曾两次进入缅甸，展开对日作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正能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而且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增长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1944年3月3日，第一战车营奉令绕过孟关，穿越森林，兜个大圈子，独自向孟关以南10英里处的瓦鲁班进攻。采用远侧包抄战术，即正面拖住敌人，同时奇兵穿过丛林侧翼，绕到敌人后面展开进攻。先遣组在荒无人烟，古木参天，不见天日的崇山密林中前行，行进非常艰难，只能依照地图，凭借指南针辨别方向，还不时遭到敌人冷枪射击，幸亏树高林密，光线昏暗，才无人伤亡。因此，行进速度很慢，有时一天仅前进一英里多。
同年3月8日拂晓，全营各连在距瓦鲁班大约一英里处发起攻击。先遣组和战车第三连在扫清瓦鲁班外围据点后，攻到南比河边，以坦克炮火掩护，抢建两岸坦克通道。此时盟军飞机空中掩护，全营各连也先后抵达河边，分数路强行渡河，盟军飞机从空中反复扫射轰炸日军阵地，全营坦克炮火猛烈轰击，敌军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爆炸声不绝于耳，使敌军胆战心惊。全营战车以疾风迅雷、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阵地猛冲，辗压轰击，敌军一道道坚固的工事、阵地、营房被摧毁冲垮，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先遣组官兵与大家一起冒着炮火，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穷追逃窜残敌，将他们全部击毙（后查其中有2名日军大佐，其中1名为18师团军需处长），缴获日军第18师团大印一枚以及一些作战地图和文件。3月9日，完全占领瓦鲁班及周围各据点，全体官兵心情激动高昂，高举枪支庆祝胜利。在极度喜悦中，官兵们还将日军第18师团大印（正方形），盖在数以千计的空白纸上，分寄国内亲友，以此庆贺歼灭日军第18师团的胜利。
日军第十八师团被称为“不败军团”、“丛林战之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应对中国大陆的战局，日本决定进行扩军计划，第18师团被配属给了第10军，在柳川平助中将的指挥下于1937年11月4日在杭州登陆。同年12月1日，东京大本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日军对南京发起疯狂进攻，当时的国军防线全面崩溃，失守南京。日军第18师团随后紧追不舍，直到打下南京。日军第18师团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主力师团之一，在中国实施了残忍暴行、犯下了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