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安近影
建川博物馆手印广场留下了张仲安的手印
（原标题：红色记忆——张仲安回忆录）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被敌人的特种刑庭传讯，受特务的迫害。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川大“四·二○事件”发生第二天组织指示我撤离川大。我是川大“民协”成员。和我一起撤离川大的有张光汉同志。在双流的牧马山与地下党的唐思明同志接上头。起初，我们被分配到大邑县去参加地下工作，在去大邑途中，路经擦耳岩，这里有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们在联络点住了几日。还未离开擦耳岩时，又接到了地下党组织的通知。组织上告诉我们，灌县开辟工作需要充实力量。这样，我和张光汉又被重新分配到灌县。
我和张光汉到灌县，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当时，我化名张仲安。我本来的名字是苗启仲。通过统战关系，由彭玉鸣介绍，将我安排在灌县玉堂场袁旭东家中。袁旭东是灌县有名的大匪首。袁旭东本人与灌县国民党当局有一些矛盾。按照当时党组织交待的任务，一是借袁旭东作掩护；二是在玉堂附近河西一带发动群众；三是对袁旭东作争取工作。
据我的回忆，当时李维实同志在交待任务时，给我说的大致意思是党组织准备沿灌县山区发展，将来坚持长期斗争，搞游击区或根据地。要我在灌县河西一带作一些调查，今后打游击时有一个基础。就这样我在袁旭东家住了下来。我的工作是李维实通过张光汉给我联系。在玉堂，我发展了袁仲枢、袁华松等人为党的外围关系，不是党员，是外围关系，因为我本人都还不是党员。当然，我是“民协”成员。外围关系取名叫“实践社”。还接触了玉堂小学的几位老师，想争取他们，也作了一些争取工作，想让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后来，通过袁仲枢的关系，和灌县河西的中兴、石羊等地的一些农民有过一些联系。以后组织上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与川大撤出来的“火星社”成员徐宗权同志接头。徐宗权同志从川大撤出来后，回到了安龙乡家里。他哥哥是国民党安龙乡的乡队附。党组织打算利用这个关系在安龙乡搞一个据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到玉堂小学教过书。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经李维实、张光汉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组织的同志是单线联系，我加入党组织后与其他党员没有横的联系。我入党不久，灌县党组织的张大成同志被捕了。张光汉、马肃廷、马锡禄等党组织同志按组织指示撤离了灌县。我和张大成没有横的联系，牵涉不上我，组织上决定我留下坚持工作。临解放时，张大成同志被国民党杀害，牺牲在成都十二桥。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到成都和李维实、张光汉接头。组织上指示我回灌县把向峨一带的党组织的同志的关系联系起来。我到向峨与杨荣泰等同志接上了关系。这样，灌县地下党组织虽然因张大成的被捕受到一定影响，但到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以后又活跃起来了。稍后一点，尹泽生同志按组织指示也到了灌县城关，开展党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李维实同志在郫县青龙场召集会议。参加的有温江、郫县、灌县、崇宁等地党组织的联络同志。会议研究在这些地区建立一支党领导的武装组织“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岷江支队”，迎接川西解放。会上，李维实同志传达了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要求响应党中央向全国大进军的命令，响应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李维实同志传达说，我们应该在解放军快进入四川，胁迫川西的大好形势下，迅速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势力，迎接川西的解放。会议决定了各县建立岷江支队的建制番号。为了壮大声势，迷惑敌人，决定把岷江支队叫做“岷江纵队”。灌县的建制番号是岷江纵队一、二、三、四支队。会议还发了五星红旗的标准旗样和迎接解放的宣传资料以及少量的经费。
我和尹泽生同志回到灌县后，立即着手作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党领导的农民武装组织“猎枪会”为骨干力量。组建岷江纵队。把这支武装编成第四支队，由地下党杨荣泰、申世清、李福高、周正发等同志负责。以玉堂袁旭东的队伍和原来联系的一些群众编为第一支队，由袁旭东任支队长。这支队伍是我们做过统战工作的，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袁旭东本人也表示接受解放军解放灌县。
袁旭东参加了“二五叛乱”，后来被击毙，那是另一回事。第二支队是“民革”成员王正伦（又名王捷）在灌县以“民革”同志为主组建的。“民革”上级对组建二支队有过联系，这是“民革”组织内部的联系，与我们灌县党组织联系不大。但他们在灌县临解放时有不少活动，比较活跃。因为他们在城关，比如办壁报，散传单等宣传解放和迎接解放。第三支队原来打算通过地下党的外围徐宗权同志在灌县河西安龙、青龙、石羊一带农村组建，因徐宗权同志另有任务（搞“解放会”迎接解放），这个支队没有建立起来灌县就解放了。后来,这个番号给了汶川和理县，有一位姓郭的来联系过。
着手酝酿建立岷江纵队时，我们要求各个支队对下属组织要造编制名册，干部的任命要经过我们同意。但是，到了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灌县解放迫近，要求参加岷江纵队的人越来越多，各支队在下面发展大队，大队在下面发展中队，以至后来灌县城乡到处都有岷江纵队的旗帜。我们也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多少条枪？岷江纵队开始还是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国民党的九十五军二二五师也和我们配合，给了我们一些坏枪，我们拿去修好后发给了第四支队。后来，二二五师起义，条件更有利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灌县和平解放，我们把第四支队从向峨一带转移到城关来，大约有四五十人和四五十条枪。并迅速在县城四城门插上五星红旗，张贴灌县解放的布告，散发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法令。在乡间的岷江纵队队员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的政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法令，维护治安，揭穿反动谣言，澄清视听，安定民心，开展护厂护矿和保护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工作。
灌县是川西平原通向汶（川）理（县）茂（县）的咽喉。灌县城关周围有九座桥梁，如锁龙桥、太平桥、南桥、安澜索桥等，是川西平原到十六区（即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必经要道。当时，九十五军二二五师看到成灌路上有国民党军队的大炮、汽车逃向灌县，他们基于保存自己的实力，从这个动机出发，准备炸掉这些桥梁，阻止国民党军队向灌县逃窜或进犯，在桥墩上放了炸药，以备不得已时引爆，弄得城乡人心惶惶。
当时，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认为解放军已经完成对成都地区的包围，蒋军的大头目已纷纷飞逃，余下的残兵败将已朝不保夕，他们的命运已大局所定，不是被歼灭就是举手乖乖投降，再无力逃窜灌县和进犯灌县了。如果我们炸桥，势必给敌人造成灌县空虚的感觉，本来他不敢来灌县也要来试一试了。因此，我们认为炸桥是向敌人示弱。桥一炸，今后我们的解放军进军十六区必然受到影响。同时，会在灌县人民中造成恐怖气氛，敌特也会乘机进行造谣破坏，一切于我们都不利。于是，我们坚决反对炸桥。即使敌军西窜，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有能力给敌以迎头痛击。在党组织的坚决反对下，在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下，在我们的坚决反对下，灌县城关的几座桥被保护下来了，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给解放军进军十六区提供了方便。
灌县临解放时，各界人士联合组织了“解运会”。岷江纵队给予了积极配合，党组织研究后，派出了一些同志参加这个组织的领导。一九五○年元旦，灌县城关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灌县解放的活动，如晚上的火炬游行，街头歌舞宣传等。通过这些形式宣传给了群众。所以解放军进城的时候，群众情绪空前的热烈。通过岷江纵队和“解运会”，锻炼了一批人，为后来征粮和剿匪输送了干部。现在我们灌县的干部队伍中，好多都是参加过当时的“解运会”和岷江纵队，有的还是里面的骨干分子。岷江纵队在灌县解放，搜集应变情况，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灌县虽然有起义的二二五师，他们起了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社会的作用，但他们的群众性，广泛性和深入群众的程度是受到客观限制的，有一定的局限性，群众与他们有距离。岷江纵队则不同了，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工作在群众之中，了解群众也了解敌情。这个组织存在的本身，对敌特和反动力量以及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起到了威慑作用。例如流窜在石羊的特务武装经济组织雷二警不敢露面，后来悄悄逃跑了。有几支反共救国军的组织向我们联系投诚起义了。
灌县政府的县长是起义的九十五军委派代理的，我们认为这违反了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中明文规定，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档案文件等只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的政府接管。我们作为灌县党的地方组织对这种“过渡政府”擅自接管了旧政府的做法作了一些斗争。一九五○年元月，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正式宣布了岷江纵队的解散，一部分同志正式参加了工作，大多数岷江纵队成员各归各业。
九十五军在彭县起义，是解放军二野还是一野派有人去，二二五师在灌县起义后，他们就从彭县来到灌县，把我们的关系给二二五师师长于戒需作了介绍。后来，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我和尹泽生都着了九十五军的服装，还佩戴了军官领章和帽徽，给我们了一个“参谋”的职务。解放军一八四师进城后，师部就驻在二二五师的师部，在文庙街，现在的县政协那个院子。二二五师的师长于戒需比较好，当时就是我和尹泽生和他联系。他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以后，解放军对这个部队进行了改造和改编。
（资料源自成都党史网）